《包公遺骨記》引言:青山何處埋忠骨
最近幾年,我們一直在做著有關「三農」問題的調查,雖然艱苦,卻也苦中有樂。只是沒有想到,卻惹上了這樣一場官司,這官司,打得我們身心疲憊,十分的無奈。本來,我們是想把調查和思考好了的有關「三農」的另一本書,一鼓作氣地完成,但是,力不從心,我們感到難度太大,也有諸多的不便,不得不先把它放一放。
可我們畢竟是作家,作家就不能停下手中的筆,何況許多讀者也希望我們拿出新的作品,於是便決定寫一點閒筆,這就想起了過去的一段經歷。
世紀之交的一九九九年,正是共和國建國五十周年,在那個即將跨進新千年的熱鬧非凡的歲月裡,我們曾經沉下心來,以一種十分平靜的心情,翻閱過一個人的命運。這人,便是家喻戶曉的「包青天」,包拯。
其實,對包拯,大家更習慣稱他為「包公」。他生於北宋真宗咸平二年,即西元九九九年,一九九九年正是他的千年誕辰。一千年過去了,中國的歷史上發生了多少驚天動地的大事情,出現過多少指點江山的風雲人物,如今都消失在了歷史的深處,很少再被人們提起。但是,包公卻是個例外。他雖為官只是二品,卻逾千年而享有盛名。每當世風日下,腐敗彌漫,忠貞之士遭受壓抑,勞苦大眾溺於水火,正氣不得伸、有冤無處訴的時候,人民便會想到這位敢說真話、敢鬥邪惡、為民請命的著名清官。他好像承載著一個民族的夙願與希冀,抑或成為華夏兒女的精神支柱,伴隨著一代又一代人走過那漫長而苦難的歷史征程。人是不能沒有夢想的。包公實際上已經成為人們心目中的「正直之神」。
老百姓喜歡「清官」。時至今日,依然如此。但有的專家則說,國人的這個傳統實在不可誇耀,因為把希望寄託在「人」(官)的自律上,而不是法律的他律上,終歸還是一種「人治」的陋習。但是,老百姓的觀念總是來自直覺,而直覺往往又是合情合理的。朱鎔基顯然深諳其道,他在當國務院總理後的第一次中外記者見面會上,就說,他的目標是「做一個清官」。不少人都有過不解:堂堂一個大國的總理,怎麼可以把「做一個清官」確定為目標呢?現在看來,要真的做好一個「清官」,確實是非常不容易的。
中國人的這種「清官」情結,是否有悖以法治國,其實,這種爭議沒有多大意義。說到底,就是在法治的社會裡,說法律是最高權威,實際上就是在說法官具有最高權威。特別當法律被違反或對法律有爭議時,尤其如此。再說,法律是靠「人」來制定的,又是靠「人」來執行的,法官的自律問題同樣不能迴避。所以,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無論是人治還是法治社會,對「清官」的企盼應該都是永恆的主題。
我們生活的這座城市,就是包公的家鄉。身為包公故里的作家,在迎來包公千年誕辰的日子裡,不可能不對包公其人其事無動於衷。當然,包公雖出生在合肥,但他的許許多多廣為流傳的故事,卻大多是與合肥無關的;更不用說,傳來傳去,傳到今天的那麼多故事,早就把他傳成了無所不能的神,他白天能判人間是非,晚上還可以去斷陰間曲直,那些原本別人幹過的事,甚至壓根就不曾發生過的事,都編排到了他的頭上,因此,我們最初做這項調查時,最想知道的是,真實的包公到底是個什麼樣子?
當我們走近本書的主人公——合肥市一位文物工作者——去聽他講述有關清理發掘包公墓的那許多陳年往事,我們並沒有想到要寫一本書。因為,我們認為,沒誰會對挖墓的事感興趣,想想那個場面,就會使不少人敗了胃口。可是,不得不承認,聽著聽著,我們竟被發掘包公墓的故事吸引了,以致被打動。在這之前,只知道,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狀元,可沒想到竟會有人在專門研究「墳墓」,並成為知名專家;更想不到在清理包公墓的過程中,會出現那麼多的坎坎坷坷、曲曲直直,冒出了那麼多奇怪之事、意外之事、令人髮指之事、不可思議讓人淒然淚下之事、使人拍案而起之事、感人至深之事、發人深思之事。
合肥一家鋼鐵廠只是要建一座石灰窯,舉世聞名的包公墓就得搬走,可以說,這算得上中國的文明史上最荒唐的一件事了。當然,這事只能發生在以批清官海瑞揭開序幕的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。發掘中,一批可敬可愛的文物工作者,冒著那年頭特有的風險,憑藉他們的聰明才智和敬業精神,不僅清理出包公的遷葬墓和原葬墓,還發現了包公的「疑塚」、「衣冠塚」甚或「張冠李戴塚」,最後把包公一家老小三代人的墓群一個不剩地全都給發掘出來,這在世界的考古史上也屬罕見。
發掘中非但出土了包公墓誌,還出土了包夫人董氏、長媳崔氏、次子包綬、次媳文氏、長孫包永年六方墓誌,計八千餘字。這些長年被深埋在地下的珍貴的文字,記載了包公前後七代人的婚嫁喪葬、任職政績;特別是包公墓誌那洋洋灑灑三千多字,幾乎是《宋史》中〈包拯傳〉文字的三倍,這是包公辭世九百多年以來,唯一被發現,最全面、最豐富也是最真實的文獻資料,它不僅讓我們了解到一個真實的包公,還對《宋史》以及包氏家譜記載中的謬誤,作了權威性的校正,從而開創了包公文化研究的新紀元!
發掘中人們發現:地下的世界原來是那般的撲朔迷離,埋藏的簡直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秘史!當後來我們調查的範圍不斷擴大,調查工作進一步深入時,便越覺得怪事迭出,謎團叢生,甚至不能不發出人生的感歎:這個世界也真的太複雜,複雜得讓人永遠琢磨不透!
包公在西元一○六二年病歿開封,第二年歸葬合肥,直到一九七三年被強行「遷墳」,這中間,歷經了多少回社會動盪,多少個王朝的更迭,多少場兵燹的侵擾,但他的遺骨尚能完好地留存下來。然而,誰也想不到,在一個和平的年代裡,在冠以「建設」的名義下,包青天的遺骨卻會橫遭厄運。我們早在兒時就曾拜讀過陸游「青山是處可埋骨」的詩句,知道蘇軾在寫給弟弟蘇轍的詩中,也有「是處青山可埋骨」的句子;後來,在杭州,在岳飛廟,還看到過「青山有幸埋忠骨,白鐵無辜鑄佞臣」的著名楹聯;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曾引用過「青山處處埋忠骨,何須馬革裹屍還」這同一詩句,這些詩,說的其實是同一個意思,這就是:國家之大,疆土萬里,青山處處,「是處」都是能夠「埋忠骨」的。即便在最黑暗的「文化大革命」期間,被打成了「地富反壞」的「四類分子」,就是被押回原籍,總還是允許葉落歸根的。
但是,被挖出的包公遺骨,已經被送回了他的故里大包村,當地政府卻不准入土,成了「死無葬身之地」。這位曾經使得那些為非作歹的皇親國戚都感到聞風喪膽的一世名臣、千古忠魂,竟只能在合肥一處民房的山牆邊上,在臨時搭起的一間漏雨透風的「披廈」中,度過了一段屈辱與辛酸的日子。後來,在一個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寒冷的冬夜,包氏的後裔才將包公的遺骨秘密運回家鄉的龍山,偷偷埋葬了。「文革」結束之後,當合肥市政府決定重建包公墓,並設法將包公的遺骨「遷安」時,卻終因歷史造成的遺憾已無法彌補,包公最後落了個「身首異處」。
這一個個可歌可泣又讓人一嗟三歎的故事,因為大家都能想到的原因,就這樣遭到長期的封殺,至今鮮為人知。雖然這以後,我們改做了中國農民的調查與寫作,但有關包公墓的這段往事,卻一直凝滯在心,以致耿耿於懷。現在,因為我們別的東西不便去寫,於是就萌生出了將這段往事記錄下來,並寫成一本書的念頭。
我們相信,我們在這裡講述的,或許是你從未接觸過的一個生活領域。這些故事,看上去充滿了傳奇,甚至還有一些宿命的成分,但我們要告訴你的卻是一個真實的包公,以及包公一家幾代命運多舛的真實的故事。自古道,蓋棺定論,我們在這裡要告訴你的是,即便「蓋棺」,到頭來也未「定論」的故事。
- Mar 13 Tue 2007 11:20
有點想去翻一翻的書--《包公遺骨記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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